只能依靠作家艺术家的长期揣摸和反复习练三聚氰胺事件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理性作为一种知性行为，是知识的体系化建构过程三聚氰胺事件，是人类心智成熟的一种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文艺创作是作家艺术家自主自觉的理性活动，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某些非理性现象，也就是说文艺创作作为审美认识和审美心理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作家艺术家的理智、思维、理念、思想等理性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作家艺术家的情感、灵感、直觉、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就文艺作品描写来说，为了表现现实生活中人们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需要开掘摹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貌。而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貌，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因子，因此，对文艺创作中的非理性因素是不能无视不应否定的，相反应予以科学审视、深入挖掘和认真探究。

　　但是，承认非理性因素在文艺创作中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夸大其作用拔高其效能，更不意味着认可文艺创作仅仅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尽管文艺创作有其特殊性，但究其根本它仍然是作家艺术家对于客观世界的理性审度和知性表达。

　　非理性主义对于人的心智中那些无法用逻辑概念系统建构的精神维度更加关注，譬如创作灵感，这是作家艺术家经常出现的一种状态，古今中外诸多文艺理论家对其进行了种种描述和系统阐释，指出创作灵感具有偶然性、突发性、亢奋性、创造性等特点，西方现代主义者甚至将它和直觉、幻觉、潜意识、无意识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它神秘化和不可知化，似乎创作灵感的发生是创作主体以外的理性的他者发挥作用的结果。但是人们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只有苦心孤诣、长久积累、勤笃经营、不懈追求，创作灵感才会出现。无知无识、思想懒惰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创作灵感的。因此，从客观上讲，在创作灵感貌似神秘的外貌中潜蕴着生活本身固有的内在逻辑；从主观上说，创作灵感是人的思维的特殊表现，是人的能动性的迅疾爆发，是作家艺术家各种心智因素被充分调动起来、互相交织综合而呈现出的一种非常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能够被认知的，既然能够被认知就可以通过调整加以培养。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创作灵感是极为珍贵的，因为它往往能促成一个成功的艺术构思，使原本零散的体会、粗浅的感受凝聚整合为一个鲜明生动的整体，从而深化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认识并据此提升创作质量。但创作灵感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创作灵感持续的时间短促，除了抒情诗歌、即兴短文等，不可能支撑起大型的完整的文艺作品，而任何一部比较深入反映现实生活且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作品，都不可能一气呵成，许多作家艺术家需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精力才能够成就一部优秀作品，其成功绝非单纯凭借创作灵感，更多是依靠深厚的生活积累、敏锐的社会观察、深度的艺术思考和辛勤的劳作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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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文艺创作离不开驾驭外在材料的能力，例如对语言的使用、对手法的运用，这些与创作灵感无关无涉，只能依靠作家艺术家的长期揣摸和反复习练，除了主体情感之外，其他非理性因素也大抵如此。由此可见，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会进入非理性状态，但更多时候是在理性常态之中，其活动是在理智控制之下的，前些年有的论者以文艺创作特殊性为由，提出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时，主要处于灵感、直觉、幻觉、无意识等非理性状态中，这种论断是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的。笔者认为不能由于文艺创作中出现了非理性因素就否认理性是决定性力量，因为理性思维虽然不是人类反映现实的唯一形式，但却是人类反映现实的高级和主要精神形态，理性和非理性在文艺创作中的有机结合，酿造了众多传世文艺经典，正如高尔基所指出完美的艺术“都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感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这也深刻地揭示了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和思维规律。

参与这项研究的志愿者潘乔20岁时中风，导致身体大部分瘫痪，只能发出呻吟和咕哝声，无法说出清晰的单词和句子。潘乔30多岁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外科医生爱德华·张与其合作，研究中风对大脑的持久影响。在2021年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张的团队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潘乔脑皮层以记录神经活动，并将其翻译成屏幕上的单词。

　　如上所述，作家艺术家的心理活动，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理性的心理活动作为正常人的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组成部分，描写这种心理活动，有助于真实地表现生活状态和增强艺术感染力。除了正常的理性心理活动外，为了充分表现人物诡异的内心困惑、激烈的情理冲突，描写非理性的心理活动也是必要和必需的，凡是具有审美价值的非理性心理活动，一定是经过了理性思维的观照、过滤和筛选，否则，对非理性心理活动的描写，就会成为游离于人物形象之外的难以确认的东西。有的论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完全受生理本能的支配，应把理性排除于人的心理活动之外，主张文艺作品应专门发掘人的所谓深层心理即非理性心理，强调应重点研究下意识、潜意识、变态心理、幻想心理以及生理感觉、知觉等非理性因素在文艺创作的作用，这种观点否定了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内容，无视作为人的心理活动一部分的非理性心理活动，同样受到人们社会实践的左右，同样呈现人类文明进程的印记，如果抽去人的心理活动的社会性内容，无异于把社会人变成自然人，把人变成非人，这种乖谬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认为，“生命冲动”是一切存在产生的根源。这个神秘的生命冲动是盲目的、纯粹的、不断创新的，不受任何逻辑支配和理性制约，也不能用实验的、推理的和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他把文学艺术看成是绵延的、进化的组成部分，主张绵延的每一瞬间都是一种创造，因此艺术无预期的目的可言，这个不可预见的“无”，正是艺术创造的一切。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心理的实质不是意识，而是不同于意识也不同于前意识的潜意识，潜意识的特征在于它的原始性、主动性、非道德性、非逻辑性和非语言性；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表现潜意识世界，即表达以欲望为中心的本能冲动。利奥塔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代表人物强调，只有非理性领域如下意识、梦境、幻觉、本能等，才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在他们看来，精神错乱和梦幻由于不受理性的控制和监督，才是真正的精神活动。

　　在上述思想和思潮影响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注重对人的各种非理性活动进行描写与再现，这种文艺创作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审视20世纪世界范围文学艺术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很多国家现当代文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理论界也在重新估价理性的积极意义，重申强调启蒙运动的正向价值和历史进步意义，而在文艺创作上也在重新恢复审美价值观念和社会批判功能。对于我国文艺创作来说，中国现当代文艺虽然也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浸染，并衍生出相关的文艺作品。但是，文艺不是游戏，不是猎奇，更不是发泄私欲的场所。

　　文艺是民族文化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三聚氰胺事件，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所以，非理性主义可以成为我们的认识对象，但绝不是我们进行文艺创作的精神皈依。（刘金祥）